金华市博物馆

金华，古称婺州，历史建制久远，文化兴盛，名人辈出，素有“小邹鲁”之称。金华市博物馆位于金华古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地块，历史文化氛围浓郁。我馆现藏有文物与古籍共37000余件（套）。全馆建筑面积13600㎡，陈列面积4700㎡。展陈以艾青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主线，依托本地文物资源和区域历史文化特点,在浙江省文物局、金华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与领导下，由著名策展人浙江大学严建强教授领衔的团队负责陈列展览策划与形式设计，多学科多视角地解读这片土地，包括以历史学视角解读金华大地的“八婺古韵”展厅，以地质学视角解读金华地貌、古生物资源的“神奇大地”展厅，以社会学与文化遗产的视角解读传统村落的“乡土民风”展厅，以工商学视角解读特殊工商文化的“百工之乡”展厅，以“大通史、小专题”的构思，思路清晰，叙述顺畅，浓缩展现了金华“历史文化之邦、山川瑰丽之乡、名人荟萃之地、文风鼎盛之城”的历史文化名城风采，是一座集教育、研究、收藏、保护和展示功能于一体的地级市综合性博物馆。一、八婺古韵——历史学视野中的金华大地该展厅为金华的通史陈列，以“万年上山——千古风流——百年沧桑”为线，展览从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开始，按时间轴顺序依次讲述了史前、前秦、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以及近代的金华历史。序厅选取金华各县市耳熟能详的标志性元素，如金华万佛塔、八咏楼、永康厚吴村、东阳卢宅、兰溪通州桥、义乌黄山八面厅、浦江郑义门、武义郭洞回龙桥、磐安昌文塔等，以突出金华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序厅神秘而又幽静的星空中，金星与婺女星璀璨夺目、交相闪烁，展现南朝诗歌集《玉台新咏》中“金星与婺女争华”之景，金华因此得名。1、万年上山——史前时期的金华金华是长江下游史前文明的源头之一,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上山文化。“万年上山”既是八婺古韵展厅的开端。据考古学家推测上山文化居民可能是最早从穴居山地到河谷平原定居的人群之一，展览复原了上山先民在河谷台地建造房屋的场景，在体现上山人已告别穴居生活，懂得选址需便于取水又能避开洪水的同时，对上山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客观的表现。展出的上山文化时期打制石器代表了一种比磨制石器更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具有明显的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特征。采集、渔猎和种植水稻应该是他们获得食物的主要方式，因此金华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长江下游史前文明和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由此拉开了序幕。上山文化不仅是金华走向文明的开端，也拉开了浙江新石器文化的帷幕。上山文化后，浙江发展出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等一系列新石器时-古学文化。从考古材料看，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都在这片土地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与上山文化一同构筑起金华延绵不绝的史前文明。2、於越姑蔑——先秦时期的金华先秦时期生活在金衢盆地的居民属於越人，是广布东南沿海的百越部族中最古老和最发达的一支。印纹陶、青铜工具和土墩墓是古越人突出的物质文化特征。他们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还形成了许多与中原不同的文化特点与风俗，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凿齿和断发纹身都是古越人共同的文化特征。於越人不仅建立了国家，而且在春秋晚期一度拥有霸主的地位。春秋战国时代，在今汤溪一带还生活着从北方迁徙过来的姑蔑族。姑蔑国所遗留的史料非常少，我们现在只知道他们曾是东夷集团的望族，春秋时由山东泗水迁居金衢盆地，成为越国抗吴的盟友。其地理位置约为当今金华汤溪、兰溪西乡与衢州的龙游一带。3、婺州初兴——秦汉六朝时期的金华越灭吴败于楚，楚又败于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以金华市境为中心设乌伤县，属会稽郡。这是金华最早的行政建制。东汉初平三年(192)，分乌伤县西部立长山县，辖今金华市婺城区、金东区和兰溪市全境。东汉末设西部都尉治所于此，地位超越乌伤，成为金华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国孙吴宝鼎元年（226）,以长山县为中心分会稽郡西部置东阳郡，郡治在长山县（今金华城区）。南朝时改名金华郡。汉末三国时期，金华一带社会政治稳定，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开始启动，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金衢盆地东部地形起伏较大，浦阳江、金华江、兰江等钱塘江水系贯穿其间，弯环流衍，使此地成为水旱灾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民间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山形水势筑造堰坝，引水灌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制造业也有进步，青铜冶炼兴起，制瓷业更是蓬勃发展。东汉时期，婺州窑成功创烧青瓷，成为最早掌握青瓷烧造技术的窑系之一。西晋时期，化妆的发明为我国青瓷烧造作出巨大的贡献。佛教大约在汉末三国时期开始传入金华一带。金华最早的佛寺是三国孙权时期的东阳法兴院，南北朝时期有北山的智者寺。这一时期还流行着嵩头陀到金华建寺传教的故事。相传在嵩头陀的影响下，傅翕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维摩禅，推动了佛教汉化的进程。发源于金华北山的黄大仙信仰，如今成为世界华人对祖国情感的共同维系。两晋时期有两位出色的诗人殷仲文沈约担任东阳郡太守，他们以自己清新的诗风突破了空谈玄理的玄言诗，在为金华文化带来优雅的文学与诗歌的同时，促进越人社会从武化向文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刘峻筑室北山紫岩洞，徐伯珍讲学于九峰，授徒讲学之风兴起，开启金华繁荣的书院文化。4、千古风流——隋唐宋元时期的金华南朝更名金华郡后，金华经历多次郡州变革，在唐武德四年（621）确立州的建制，定名“婺州”。唐末五代，在吴越国王钱镠辖下，社会经济有新发展，婺州在子城之外兴建罗城，取代了子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宋室南渡定都临安，金华因地近京畿而达官显贵聚集，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宋重地。元设浙东道宣慰司，辖今浙江大部。唐宋时期金华经济初步繁荣，婺州窑的发展达到顶峰，其精品堪与越窑媲美，唐代成功创烧乳浊釉瓷，远销海外，唐宋时期的堆塑工艺，亦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南宋时期婺州窑场以龙窑为主，普遍建于草木丰盛、水源充足又具有交通优势的自然缓坡地带。展览在联通展厅一、二层空间的楼梯旁依势制作了龙窑场景，将原本的楼梯踏步改为了传统龙窑的观火道，使两层的展厅链接不再突兀，同时又展示了龙窑的形制与气势直观的予以了表现。南宋时期，金华深受都城临安的影响和辐射，商贸交易活动频繁，酥饼、火腿、金华酒、婺罗、婺茶等金华特产也在这一时期名扬天下。展览在这一区域制作了宋代商业街，酥饼店、绸布庄、酒肆、茶铺、火腿铺立于古街两侧，体现了经济与商贸的繁荣。1134年，词人李清照登上八咏楼，望婺江西去，写下了气吞山河的《题八咏楼》，其中“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既以“南国”寄托对故国的相思，又写出了当时金华发达的水路和繁荣的经济面貌。这一时期，金华的文学、哲学与宗教呈现出新的气象。唐代婺州诗人张志和以一曲《渔歌子》唱尽江南美景，成为历代“渔歌子”范本；浙江第一塔万佛塔雄伟的塔身与地宫精美的供养见证了佛教的昌盛；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异军突起，以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构成的婺学最盛。至元代，“北山四先生”承袭朱吕学，促使婺学与文学合流，“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理念传承至今。5、八婺兴盛——明清时期的金华元末明初，朱元璋率部从皖入浙，攻占婺州，改名为宁越府，誉之为“浙江之心”。朱元璋招募了包括宋濂、王袆在内的大批本文人志士，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步伐。明成化七年（1471），地宁越府改金华府，携领八县，“八婺”成为金华的代名词。抗倭是明代政治的重要内容，义乌兵成为戚继光军的主要力量，南征北战，留下不朽功绩。明末清初，婺州朱大典、张国维以身殉国抗清守婺。正因为婺州人不屈的抗争精神，清政府加强了婺州的驻军数量以保证政局稳定。清末，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以金华为浙江的起义指挥中心，建造了规模宏大的侍王府，为金华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明清时期，早熟稻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甘蔗、番薯和玉米等新作物的推广，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婺商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闯出独特的生存之道，由此，金华呈现出农工商并举的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金华文化艺术纷呈繁荣。东阳人何士英获明宣德皇帝赏赐，历代珍藏定武《兰亭序》石刻；兰溪人胡应麟创诗学新论，建“二酉山房”藏书四万余册；由明入清的戏剧大师李渔笔耕不辍，写《笠翁十种曲》，寓生活情趣于《闲情偶寄》；徐霞客《浙游日记》歌咏双龙胜景，指墨画师以指代笔绘出秀美山河；浦江蒋氏心越精通琴刻书画，东渡日本；清末永康人胡凤丹编《金华丛书》，收录历代金华先贤之文墨。婺剧、道情迅速发展，流行于金华民间。6、百年沧桑——近代时期的金华19世纪末，中国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列强的侵略下风雨飘摇。在深重的内忧外患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西方，开始思考救国良策。八婺大地上同样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变革。1937年9月26日，日军在金华火车站投下第一颗-，战火延烧至金华各县。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因地扼浙赣咽喉，浙江省国民政府南迁金华，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当时不到5万人口的金华，成为全国五大文化驿站之一，抗日志士云集，掀起抗战热潮。解放战争期间，中共金华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1939年2月22日，李友邦将军在金华创建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位于酒坊巷18号的台湾义勇队旧址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台湾人民抗日遗址。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蒋家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1949年5月，解放的枪声在八婺大地上打响，金华翻开了新的篇章。近代金华涌现出众多文人大家、科学巨匠，人民诗人艾青、科学之光严济慈、史学大家何炳松、时代的歌者施光南